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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產能加速釋放 環保PPP提速民間投資?

發布:cz-chhb 瀏覽:1708次

  早在2015年,我國公布推薦的PPP項目有6650個,其中節能環保的PPP總投資額超過4萬億元。如此龐大的投資不能光靠政府,需要引入社會資本。PPP模式有別于一般商業項目,是將部分政府責任以特許經營權方式轉移給社會主體(企業),政企雙方建立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全程合作”的共同體。借此模式,政府能夠減輕財政負擔,企業能夠降低投資風險。
  萬億產能加速釋放 環保PPP提速民間投資?
  PPP項目較低的落地率一直備受市場關注。
  從財政部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最新季報來看,落地率正在好轉。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已進入執行階段的項目數量達到619個,投資額突破1萬億元。其中,第二季度新增250個落地項目,投資額增加近0.5億元,項目總量持續增加,落地項目投資額可觀。從落地率上看,第一季度為21.7%,第二季度為23.8%,呈現穩步提升的態勢。 
  業內普遍預測,目前新一輪的PPP盛宴才拉開序幕,尚在預熱,大量的項目徘徊在識別階段,只是作為PPP備選項目,能否成為真正的PPP項目尚未可知。但是通過項目識別后,準備和采購進程相對高效,進展加快,未來PPP項目落地潮可期。
  在運用PPP模式參與運營的行業中,環保領域的潛力被市場看好。專家認為,由于環保產業具備一定的準公共產品屬性,PPP模式在這個領域的推廣將有利于整個產業的發展。財政部PPP中心發布的第三期季報正好佐證了這個觀點。在105個已經落地的示范項目中,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領域有9個項目,占比9%。綜合公開數據來看,市場估算目前環保PPP項目規模超萬億。 
  環保PPP規模達萬億
  顯然,作為促進民間投資的重要抓手,PPP項目規模正在穩步增長。
  公開資料顯示,近三年來,我國大氣污染防治專項資金累計投入了250余億元,2016年這一項目將計劃投入111億元;而對于水污染治理專項資金,2015年我國形成的規模是130億元,今年將達到140億元。此外,業內分析認為,相比大氣污染和水環境污染,我國土壤污染修復難度更大,治理更難,所需投資也更多,將達到幾萬億甚至幾十萬億的規模。未來,隨著立法和更多行業政策的出臺,土壤修復領域勢必拉動更多PPP項目的實施。
  另一方面,環保屬性PPP項目對企業吸引力正在增加,伴隨著“水十條”、“大氣十條”、“土十條”等治理條例的陸續出臺,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結合效果較好的環保類PPP項目數量將繼續上升。
  與業界的熱情相比,環保部也在著力推動PPP模式。2016年4月,環保部發布了《關于積極發揮環境保護作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出將積極推進PPP模式。國家將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建立環境保護PPP中央項目儲備庫,并向社會推介優質項目。中央財政專項資金、國家專項建設基金、開發性金融資金、中央撥付的各類環保資金等將優先支持環境保護PPP項目的實施。
  基于此,眾多業內人士均指出,PPP依然是環保行業的最大主題,主要表現在:地方融資平臺逐步退出市場而上市公司訂單快速增長;海綿城市、地下管廊、區域綜合治理等帶來環保需求的大幅增長。
  遭遇“四證”困局
  然而,根據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對環保領域促進民間投資第三方評估的專題調研結果顯示,目前,企業普遍反映的一項重要問題就是,項目融資難已成為制約環保PPP落地的主要障礙。一位不愿具名的環保企業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由于各地環保治理需求均較為迫切,因此,政府在與社會資本簽訂環保PPP協議后,就要求項目馬上開工建設。
  因此,企業需要掀起投入資本金,邊建設邊辦手續,等到手續齊備后再從銀行貸款以保證項目順利進行,“然而,目前部分地方出現了企業資本金花完后,地方政府應提供的項目手續還未辦完,導致貸款下不來,影響項目進展的現象”。該負責人表示。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相關負責人解釋稱,企業所說的項目手續,核心內容就是“四證”,即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和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而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國有土地使用證,因為這一證件直接決定著銀行是否能審批通過項目貸款,拿不到這個證,企業只能通過其他渠道來完成融資,融資成本大大增加。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有些地方環保PPP項目甚至直至建成都未必能夠辦全“四證”,手續繁瑣、證件不齊導致無法貸款令不少社會資本對于繼續投資環保PPP項目有些“望而卻步”。 
  無奈站門外?
  此外,面對PPP盛宴,很多民企“站在門外看”,還有一大原因是他們“不敢吃”。
  一些地方政府契約意識不強,讓民間資本投資缺乏安全感。地方政府換屆換領導往往會對項目的持續性、穩定性產生較大影響。某市政府為了完成環境績效考核指標,引進河北某環保企業承擔所轄某縣一個小型PPP項目,并承諾以后將其它縣的環保項目都打包給這家企業建設運營。 
  然而,簽約后不久,決策的領導便調離了原崗位,新領導上任后不理舊賬,造成了事實上的違約。“全市環保項目打包讓企業投資才有可能實現規模效益,就是看中這個承諾,當初才投資了這個不掙錢的PPP小項目。現在承諾泡湯,我們算是被套了。”企業負責人說。 
  政府履約兌現難,也讓投資風險不容小覷。“我們代理過某個污水處理PPP項目,協議簽署的污水處理價格較高,后來政府單方自行降低了收費標準。”方玲介紹,有個別地方政府為加快發展,會與社會資本方簽訂一些脫離實際的合同以吸引投資,項目建成后,政府往往難以履行合同義務,直接傷及合作方利益。
  退出機制不暢更讓民企投資顧慮重重。PPP項目周期長,不確定因素多,民企投資不僅要看“錢景”,還要看退路。雖然2014年底發改委頒布的《關于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提出,政府要“依托各類產權、股權交易市場,為社會資本提供多元化、規范化、市場化的退出渠道”,但并未明確具體的操作流程。實際操作中,由于融資合同的股權變更限制較多、合同體系之間的交叉性較強等原因,民間資本很難以正常方式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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